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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推动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是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经济结构重塑、竞争格局改变的关键力量,是国际经济竞争合作的新高地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制高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数字中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现实中数字经济发展还有不少困难与阻碍,亟待着力破解。我国要支持具备强大数字技术和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发展,树立一批标杆企业,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新型实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升级中示范带头作用。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带来持续的经济结构转型,新业态层出不穷,深刻影响我国社会分层结构与社会运行状态,要充分重视数字经济转型带来的诸多挑战和机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建议,鼓励具备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运营经验的“新型实体企业”推动基础设施下沉,应用其产业数字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溯源等技术,充分发挥“新型实体企业”创新引领作用和增长效能。
01.培育和发展“新型实体企业”参与产业转型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的载体、是改善民生的关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分析,在疫情爆发和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重冲击下,我国许多中小企业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目前,我国运用大力度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扶持中小企业非常必要,但是只能给中小企业输血,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增强中小企业的造血功能,培育自我发展能力。
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加速转型升级,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升级转型的重要性,但因为自身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转型的程度远远低于大型企业的水平,导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难。一是高成本制约,二是技术水平不足,三是解决方案缺位。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处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关键阶段,加快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中小企业摆脱困难,顺应环境求发展的必然选择。贺强认为,一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及生态体系建设。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作为支撑,建设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生态体系。二是以数字化采购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制定相应补贴政策,采取政府+平台补贴的方式,培育和发展一批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采购平台。三是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培育一批兼具数字技术能力和实体经济属性、对推动数字化转型具有较强促进作用的“新型实体企业”。四是建立完善监管标准,提供良好政策环境。应该研究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分类分级监管标准,为“新型实体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我国应该培育和发展具有数字化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参与产业转型,在推进产业链延链强链中打造就业新增长点。”贺强表示。
02.合理区分流量型平台企业和“新型实体企业”
近年来,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已有一大批拥有传统实体基因、同时具备强大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型实体企业”脱颖而出。2021年,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发布的“新型实体企业百强”测评结果显示,华为、京东领跑百强榜。张占斌认为,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巩固和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全球竞争力大局看,我国必须抢占国际新高地和制高点。第一,让社会了解国家出手惩治的是互联网巨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非针对平台经济,更不是针对整个数字经济领域,而是鼓励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百花齐放的多样性、差异化经济生态,建立起兼顾大中小实体企业及平台从业者利益体系。第二,鼓励支持数字新业态发展,创新数字消费场景,为核心技术攻关提供资金支持,突破数字经济“卡脖子”关键技术,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状。第三,要遵循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规律,既要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防止掏空实体经济,防止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防止平台企业成为垄断数字经济,更要鼓励、引领和规范平台企业发展,建立起兼顾大中小实体企业及平台从业者利益体系。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更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我国产业和互联网进一步融合,平台经济通过整合资源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认为,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组织方式,为经济发展赋予新动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尚存在不区分比例的信用监督导致部分企业陷入信用困境难以纠正的现象。目前,我国不区分类型的监管政策导致实体型平台在监管大潮中更容易陷入困境,导致实体企业活力难以充分释放,需要构建平台经济分级分类监督管理体系,合理区分流量型平台企业和“新型实体企业”。(孟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