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即将来临之际，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举行 “与国旗同框共奋进”活动，表达对伟大祖国的良好祝愿，展现新集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许士卿 陶志政 摄影报道）

　　■1985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2017年中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46%，比1978年提高30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分别达到78.5%、60.4%，煤炭生产实现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史性跨越。

　　■2013年之后，煤炭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煤炭工业的世界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

　　（西安工业展，中工丝路峰会 获讯）“昔日的小煤窑，今天建成了现代化大煤矿；昔日的打眼放炮推车钉道，今天实现了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昔日的破坏环境、污染空气，今天实现了绿色开采、土地复垦、低排利用；昔日的重特大事故多发频发，今天实现了安全生产明显好转……”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彭建勋用一连串的对比，形象地道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煤炭工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玉治给出的一组数据更加清晰明了：我国煤炭产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0.32亿吨，增至2018年的36.8亿吨，净增114倍，煤炭供给由严重短缺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供需基本平衡。

　　在煤炭产能大幅增加的同时，我国煤炭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煤矿数量由最多时的9万多处，减少到目前的不到5700处，煤炭产业集中度大大提高，实现了由多、小、散、乱，向大基地、大集团、大煤矿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开启发展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待恢复生产和建设。煤炭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和工业生产的主要食粮，尽快恢复煤炭生产，是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煤炭工业非常重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发展国有煤矿，实行了 “五统一”的煤炭产业政策，即煤矿建设由政府统一投资，煤矿建设和生产所需物资由国家统一供应，煤炭产品由国家统一调配，煤炭价格由国家统一确定，煤矿亏损由政府统一补贴。 “五统一”政策在当时对加快煤炭产业的发展，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对煤炭的需求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也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我国煤炭工业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煤炭工业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党和政府一系列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政策的引导下，煤炭行业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先进生产力，激发创新活力，为国民经济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保障。正如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所说： “煤炭工业40年的发展历程，是在改革中起步，在开放中发展，在创新中突破，不断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的40年；是一代又一代煤炭人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抢抓机遇，竭力奋进，自强不息的40年。煤炭行业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贡献突出。”

供应保障能力跨越式增长

　　1978~2017年，全国煤炭保有查明资源储量由5959.6亿吨增加到1.67万亿吨；全国煤炭产量由6.2亿吨增加到35.2亿吨，2019年预计36亿吨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累计生产煤炭809亿吨，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累计生产煤炭736亿吨，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5%左右。1985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煤炭生产大国。2017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46%，比1978年提高30个百分点。

　　1978~1996年，我国煤炭面临严重短缺，煤矿持续 “闹高产”，产量直线上升，1996年产煤量13.74亿吨，而此时小煤矿也遍地开花，煤炭出现供大于求局面，加之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行业开始了5年的低迷期。到2002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煤炭产量逐年增加，2013年原煤产量达到39.7亿吨的历史高点后，煤炭需求逐年下降，供给能力显现过剩。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拉开了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的序幕。随着煤炭去产能持续推进，原煤生产逐步向资源条件好、竞争能力强的地区集中，区域供应格局发生变化，产能富余、供需总体平衡的局面形成。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初战告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煤炭工业表现为单一产业、单一经营，煤矿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组织生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煤炭企业在做强做大、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生产服务、生活服务和多种经营企业。进入新世纪后，煤炭行业在国家政策鼓励下，产业链开始向下游延伸，煤炭企业与煤电、化工、建材、冶金、物流等企业重组联营进入新阶段。

　　2013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煤炭行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行业。5年来，煤炭行业坚持走高端化、多元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道路，通过兼并重组、参股控股、战略合作、资产联营等多种形式，推动煤炭企业与下游产业、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从传统的煤炭开采业向现代产业体系嬗变，初步形成了煤炭、电力、煤化工、建材、新能源、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金融服务等多元化产业协调发展格局。

　　1978~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125.8亿元 （1978年为煤炭工业总产值）增加到2.5万亿元，增长200倍。全国煤矿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8万多处减少到2017年的6300处左右。建成了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现代化煤矿1200处左右，产量占全国的80%左右；全国年产量超过2000万吨的企业由2家发展到27家；年产超亿吨的企业发展到6家。2017年末，煤炭企业参股、控股电厂权益装机容量占全国火电装机的27.1%，现代煤化工产业初具规模，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呈现加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煤机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煤炭工业经历了从炮采、普通机械化采煤到综合机械化采煤，机械化程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87年重新修订的 《煤炭工业技术政策》进一步推进综合机械化采煤，同时开始了综采放顶煤技术、连续采煤机房柱式采煤方法的研发和推广。在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 “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指引下，到上世纪末，我国基本实现了中厚煤层系列综采装备国产化。1999年，我国综合机械化采煤产量占国有重点煤矿超过50%。与此同时，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集合了钻孔、装岩、运输、支护等多种作业为一体，巷道支护模式也从木支护、钢铁支护发展到锚杆支护。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加快了大型煤矿机械装备自主研发，年产1000万吨的综采设备、采煤机、液压支架和运输机全部实现了国产化，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机一架”装备制造能力进入世界前列。8.8米一次采全高综采成套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8.8米综采支架世界第一。全国煤矿采煤、掘进机械化程度已分别达到78.5%、60.4%，已建成183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煤炭生产实现了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史性跨越。由此，全国煤矿实现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百万吨死亡率 “三个明显下降”。采煤机总装机功率达到2800千瓦、滚筒直径达到4.3米；矿用顺槽胶带机运载长度达到6000米；刮板运输机最大小时运输能力可达6500吨。煤矿智能化开采关键部件电液控制阀结束了长期依赖进口局面。深厚冲积层千米深井快速建井技术与成套装备、煤矿井下掘进设备制造水平大幅提升。大型三产品重介旋流器，最大处理能力800t/h，重介质系统实现了自动监测监控。

煤矿建设能力跃升世界前列

　　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下，我国1987年建成投产的首个大型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建设项目，创造了 “高效率、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 “三高一快”的平朔模式，推动我国煤炭露天开采水平一步跨越30年，为我国探索实践煤矿建设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1992年，原煤炭工业部提出 “建设高产高效矿井，加快煤炭工业现代化”的号召。此后，全国推进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兼并重组形成了若干个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到2008年，全国共有各类煤矿1.8万处。此后10年间，大型煤炭基地建设、企业兼并重组、 “双高”矿井建设和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推进。建成了陕北、大同、平朔、蒙东等一批亿吨级矿区；建成的补连塔煤矿，井型规模2800万吨/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井工煤矿，是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井工矿 （韩城桑树坪煤矿，井型300万吨/年）的9倍；我国目前的冻结法立井施工深度近1000米，居世界第一；斜井施工长度达到800米；建成的哈尔乌素露天矿和宝日希勒露天矿，产能达到3500万吨/年；建成的安家岭露天煤矿选煤厂，洗选能力达到1500万吨/年；建成的70多个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实现了地面一键启动、井下有人巡视、无人值守。大型煤炭基地对保障煤炭稳定供应的作用日益突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大型现代化煤矿成为煤炭供应的主力军。

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煤矿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定价权。煤炭价格的市场化进程从1992年才开始起步。当年6月，国务院正式宣布从7月1日起，全面放开指导性计划煤及定向煤价格，取消计划外煤炭最高限价和超产、增产加价，同时放开徐州、枣庄两个矿务局的全部煤炭价格。到1994年，国家基本放开了全国各类煤炭产品的价格；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家取消重点电煤合同，实现电煤价格并轨；2013年，全国煤炭交易制度建立，炼焦煤、动力煤期货成功上市；2017年，国家发改委推动建立煤炭 “中长期合同制度”和“基础价+浮动价”相结合的煤炭定价模式，发挥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缓解 “市场煤”和 “计划电”的矛盾，达到了煤炭供需双方互利共赢、两放心的效果。

生态建设理念深入人心

　　1983年原煤炭工业部成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确定了环境保护长远目标，提出了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1986年，原煤炭工业部规定，矿区设置专职环境保护机构，此后明确提出了建设绿色矿山、生态矿区的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如今在矿区已经深入人心，以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为主的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推广，煤炭开采在从损毁环境向少损毁环境、不损毁环境转变，并努力走向有利于改善环境，以建设和谐矿区为内容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建成了以同煤塔山、神华宁东为代表的一批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以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和徐州贾汪区潘安湖为代表的国家近代工业博览园和生态旅游示范区；一批退出生产的煤矿依然 “退而不休”，经改造转型成为各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馆、科技馆、矿山公园等，承担着教育和激励青少年奋发图强的神圣使命。大面积启动的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改善了矿工及家属居住条件，新的职工住宅小区成为美丽矿山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2017年，全国原煤入选率由16.7%提高到70.2%，提高了53.5个百分点；煤矸石综合利用率由27%提高到67.3%，提高了40.3个百分点；目前，矿井水利用率、瓦斯抽采利用率、土地复垦率分别达到72%、52.3%、48%。保水开采、充填开采、无煤柱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得到普遍推广，煤炭深加工示范、燃煤电厂超低排放、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技术示范取得成功，煤炭清洁高效集约化利用水平大幅提升，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制乙烯等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煤化工关键技术和装备取得突破。

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

　　1980年，我国恢复了煤矿安全监察制度，1999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垂直管理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实行国家、省级、区域 （分局）三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2004年，国办印发 《关于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意见》，明确了 “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格局。2003年，国办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和监管监察责任，推进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煤矿安全生产领域进行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制改革创新，促进了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据统计，全国煤矿事故死亡总人数由1978年的6001人减少到2018年的333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由9.713下降到0.093，首次降到0.1以下。预计2019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将降到0.1以下，创历史最好水平。

行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兴办煤炭技工学校，1990年煤炭技工学校达到118所，为煤炭行业培养了18.3万名技术工人；原煤炭工业部直属的14所矿业学院扩大招生规模，为煤炭科技、经营管理、后勤服务等各专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国家加大对煤炭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高水平科技工作者，共培养了30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20位教育部长江学者，31位专家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煤炭行业秉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精神，不断融合煤炭工业改革发展需要，形成了 “艰苦奋斗、勤俭办矿”的“石圪节精神”、保障国家能源稳定供应的奉献精神、坚持行业协同发展的团结务实精神、坚守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推动了煤炭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特别是涌现出的一大批新时期劳动模范，他们在继承中赋予了新时代煤矿工人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开拓创新的特点，成为行业一道靓丽风景，为煤炭文化建设赋予了新内涵。

国际化道路越走越宽

　　1978年，我国煤炭进口244万吨，出口312万吨。2004年4月，国家出台了鼓励煤炭进口的政策，2008年之后，我国煤炭进口量逐渐超过出口量。2018年，我国煤炭进口2.8亿吨，出口493万吨。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利用国际能源贷款，开发建设煤矿18处，引进了100多套综采和掘进设备，2006年，中煤装备公司向俄罗斯出口综采放顶煤成套设备和技术，同年兖矿集团与德国鲁尔工业集团DBT公司签署两柱式综采放顶煤液压支架技术专利转让使用合同；从1984年，首家中外合资建设安太堡露天煤矿，到1988年中煤集团首次走出国门承建摩洛哥杰拉达煤矿，开发境外资源，再到2004年，兖矿集团收购澳思达煤矿，成为澳洲煤炭生产供应商，2017年兖煤澳洲公司又成功收购力拓联合煤炭实业有限公司，我国煤炭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图景逐渐展开；从2008年，神华集团投资首个海外煤电项目神华国华印尼南苏电厂，再到2013年之后，煤炭企业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更广领域参与国际竞争；从开展学术交流到加强与世界能源机构、政府和企业的深度合作，我国煤炭工业的世界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工业报记者 邹洁）